北大教育背景的官員人數呈明顯上升趨勢

擁有北大教育背景的官員人數近年呈明顯上升趨勢；現任省委書記、省長中，人文社科教育背景官員佔75％以上。　　

北大畢業生“崛起”

擁有北大教育背景的官員數量正呈上升趨勢。作為一個群體，北大畢業生在中國政治舞臺上的未來值得關注。

截至2007年5月底，據南方週末記者不完全統計，擁有北大教育背景(曾在北大就讀的本科生、研究生等)、在任的副省部級以上官員共有57人。

其中新近升任陜西省省長的袁純清、共青團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胡春華、陜西省省委書記趙樂際、河北省省長郭庚茂等15人為正省部級官員。

李成，華府智庫布魯金斯研究所擔任訪問學者的中國問題專家，從1980年代起著手建立大陸官員數據庫，研究新一代中國官員。這個數據庫的數據顯示，擁有北大教育背景的官員人數近年呈明顯上升趨勢。

在南方週末記者統計的57名官員中，1950年代出生，年齡在48－57歲的官員佔39人，正屬於5年前逐漸成為政界中堅力量的“共和國一代官員”。

而在本報粗略統計到的37名正在任上的清華教育背景的省部級以上的官員中，1940年代出生的共有29人，1950年代出生的有5人。

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是中國最著名的兩座學府，長期以來，關於兩所學校的對比，一直是一個有爭議的話題。

在過去幾十年內，清華大學為中國培養了很多領導人。政治觀察人士將之概括為“清華現象”，而在最近的人事調整中，這一現象已不醒目。

按照通常的正部級官員65歲、副部級官員60歲退出“一線領導”崗位的標準，在未來5年內，目前在任的清華教育背景的官員，至少超過一半的人將進入這個序列。

對政治舞臺上北大畢業生增多，李成認為，“這是一個可以關注的現象”。　　

清華畢業生的“輝煌”

　在過去20年的政治局常委中，清華畢業的就有姚依林、宋平、胡啟立、朱鎔基等多人，本屆中央政治局的9常委中，亦有4人畢業于清華大學。

中國校友網2007年1月公佈的“高校傑出政治校友榜”中，清華大學以擁有41名“傑出政治校友”位列全國高校第一，擁有34名“傑出政治校友”的北大緊隨其後。

　中國校友網相關人士接受南方週末記者採訪時表示，所謂“傑出政治校友”是指：正省部級以上的官員，第十四屆、第十五屆和第十六屆中央委員及候補委員等。

1980年代末，北大政府管理學院副院長徐湘林在美國留學時，曾對清華教育背景官員做過一些研究，他對南方週末記者説，當時清華出身的省部級官員佔到總量的40％以上。而據清華大學統計，近10年來，清華至少已培養出300名以上省部級官員。

　這是個令人驚嘆的數字。清華背景官員在當時的大量涌現，至少受到兩方面因素的影響。

1952年秋，當時的教育部按照蘇聯高等教育模式，提出根據以“培養工業建設人才和師資為重點、發展專門學院、整頓和加強綜合大學的方針”，在全國範圍內進行高等學校的院係調整。

清華大學的文理法三學院併入北大，原有文化和科學並重的氣質被改變。在院係調整當年出任清華校長的蔣南翔，將培養又紅又專、全面發展、具有一流科學水準、為祖國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一代新人，作為清華的辦學方向。

他提出“兩個肩膀挑擔子”，要求幹部和老師同時擔負起政治和業務兩方面的責任，並抽調品學兼優的高年級學生擔任政治輔導員，希望實現“業務工作優秀的人懂得政治思想工作，而政治思想工作優秀的人又懂業務”。

自1960年代以來，清華歷屆校繫領導中多數在學生期間擔任過政治輔導員，而清華畢業生中成長為高級別官員的，也有不少人擔任過政治輔導員。

蔣南翔還倡導“各按步伐，共同前進”的政策，要求清華人認識“我們的事業是集體主義的事業，任何工作都要靠同志間的團結與密切合作”。每次留畢業贈言，“謙虛謹慎，注意合作”是他必寫的內容。

事實證明，在這樣的校訓指引下，清華人長于實幹、為人謙和、有合作精神，適合擔任社會管理者角色。曾在北大和清華兩校任教的趙曉力對此頗有體會。

趙曉力表示，在清華下去搞法律援助，訂票之類的事，學生分工明確、井井有條，老師扛著腦袋跟著學生走就行。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徐湘林認為，改革開放後，處在工業化進程的社會急需工科人才，儲備了大量人力資源的清華正好能滿足這一需求。再加上清華人在學校所受的訓練，較易獲得用人機構的好感。　　

北大傳統與官場共性

“紅樓飛雪，一時英傑，先哲曾書寫，愛國進步民主科學。憶昔長別，陽關千疊，狂歌曾競夜，收拾山河待百年約。我們今天東風桃李，用青春完成作業；我們明天巨木成林，讓中華震驚世界。”

這是北大早年校歌《燕園情》中的一段，“浪漫氣質、自由情懷、高遠志向”充溢其中。北大老校長蔡元培當年倡導的“相容並包、思想自由”的辦學方針，至今還被稱作北大精神的一部分，追求“自由民主”也一直為老北大人所津津樂道。

儘管建國後，這樣的風氣一度喪失，而改革開放以後，相比其他大學，北大的傳統依然頑強。亦有觀點認為，北大畢業生理想主義成分稍重，很多北大畢業生個性張揚。

在這種氛圍中成長起來的學生，思想活躍、個性張揚、視野開闊、能適應社會多元化的進程，但和官場穩重務實的氣質有較大差異。從北大畢業10年的中文系學生林宏(化名)説，他有幾位進入政界的同學，至今還只是科級幹部。

事實上，北大也正在改變和政治“保持距離”的傳統，越來越多的官員願意到北大接受培訓，並取得北大的學位，北大似乎也願意接受他們。如徐湘林供職的北大政府管理學院，對官員的吸引即很強烈。

在這個過程中，北大也將越來越多的官員請到學校任職。2003年5月，在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成立兩週年之際，時任中宣部副部長、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局長的徐光春，人民日報社社長、中共十六屆中央委員王晨，新華社總編輯、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南振中等被北京大學聘任為兼職教授。

有人認為，北大的職責應該為國家、民族培養更多“仰望星空”的人，培養政治領袖不是北大的傳統。

大部分北大畢業生並不以仕途為追求，現在居於政界中堅位置的北大教育背景的官員，不少人是通過學生、青年工作的渠道步入仕途。

例如國務院新聞辦主任蔡武，畢業于北大國政係，1983年進入共青團中央工作。陜西省省長袁純清，1978年在北大法律系學習期間，曾任校團委副書記、學生會主席。遼寧省委書記李克強，1982年後曾出任北大團委書記，共青團中央常委、學校部部長兼全國學聯秘書長等職。

畢業于北大法律系的范亞峰告訴南方週末記者，這批北大人在校時就以穩健、謙和、低調的特點為人所公認。

確實，目前在職的北大畢業生多給人以低調感覺，例如，畢業于北京大學哲學系的陜西省省委書記趙樂際，在2006年的全國兩會期間，被新華社下屬一媒體記者“追到”樓道裏也堅決拒絕，並表示，不接受專訪是自己的一個原則。

其他官員，如李克強(北大法律系畢業)、李源潮(北大經濟管理碩士學位)等官員也很少在國內媒體上公開展示更具個性的一面。　　　　

人文社科背景官員佔主體

北大教育背景的官員九成多就讀于文史哲、法學、經濟、政治等人文社科專業。在上述57名官員中，僅有中國科技協會副主席鄧楠、中國科學院常務副院長白春禮兩人就讀于北大的物理、化學系。

與此相對應，在整個官員群體中，文科背景的官員所佔比重明顯增加。根據公開資料，截至2007年5月末，全國31個省市區的省委書記和省長中，擁有人文社科類教育背景的官員佔總量的75％以上。

“出現這種現象的大背景是隨著社會管理的複雜化，國家對人文社科背景官員需求量上升的結果。”北大政府管理學院副院長徐湘林表示。

北大原校長丁石孫從一個更廣範圍的視角來解釋這種現象。他説，世界變得如此之小，但所有的民族各自具有不同的文化，差別非常之大。“我們如何在這樣的情況下很快地去了解別人，學習別人，而不是簡單地照搬？首先應該是互相了解，互相比較，這樣一來，人文學科就大有作為了。”

多年前，前中國政法大學校長江平每年要對該校新生進行入學教育，每次他都樂觀地鼓勵學生：具有人文社科專業背景的官員總有一天會成為社會管理者的主體。

　北大教育背景的官員大量出現，則是這個趨勢的一個組成部分。但1978年進入北大政治係讀書的徐湘林提醒記者注意，在這個社會背景下，其他具有人文社會學科優勢的院校也會出現類似現象。

在中國校友網的“高校傑出政治校友榜”中，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院校均排在前十名之列。

“隨著社會對文科官員需求的增加，北大這樣具有文科傳統優勢的綜合性大學，在未來政壇上的表現還有相當的潛力。”上海交通大學教授姚欣保更傾向於作此推測。

“據排行榜負責人、中國校友會網郀I總監趙德國介紹，‘2007中國高校傑出政治家校友榜’以我國普通本科高校的畢業生成長為傑出政治家為數據基礎統計得出，是衡量高校黨政人才貢獻能力的重要尺度。”

“‘傑出政治家’是指現任國家級正職領導、國家級副職領導、省部級等正職領導，第十四屆、第十五屆和第十六屆中央委員及候補委員等，這些人才都是我國優秀黨政人才的傑出代表，是我國治黨治國治軍的中堅力量。”

“治國方略的某種調整”　　

2005年1月，《中國新聞週刊》曾根據當時的省部級官員調整做分析，認為隱含著治國方略的某種調整，文章摘錄如下：最近，全國8個省(區)、2個國家總局、1個國務院直屬事業單位的黨政一把手發生變動。8個省(區)包括：遼寧、河南、福建、安徽、西藏、青海、陜西和吉林，2個國家總局是體育總局和廣電總局，1個國務院直屬事業單位是國家地震局。

人事變動涉及18人，其中14人履新，4人退休(其中一人將在“兩會”之後卸任)。

這次人事變動中離任的4名高官，除原國家體育總局局長袁偉民專業是體育以外，其他3人——遼寧省委原書記聞世震，吉林省原省長洪虎和國家地震局原局長宋瑞祥(曾任青海省省長)均為理工科出身。

履新的14人中，5人出身理工，分別是福建省省委書記盧展工、安徽省省委書記郭金龍、吉林省代省長王岷和國家體育總局局長劉鵬及新任國家地震局局長陳建民，相比較而言，文科背景的新任官員比例佔七成。

這與一段時間以來，理工學科背景的官員比重較大相比，似有不同。

中共中央黨校政法部教授劉啟雲表示，工程師——經濟學者——法學學者(後兩者可被統稱為社會管理型學者)的代際變化，隱含著治國方略的調整。

劉啟雲認為，在計劃經濟年代，為適應“直接”管理經濟的需要，社會管理型學者相對被邊緣化；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為適應“間接”管理經濟的需要，社會管理型學者可以更多哂梅珊驼策的杠桿進行調控。

中國一年前(2004年)已實現人均GDP1000美元，隨著經濟的發展和改革的深化，由社會管理型學者進行社會事務管理，無疑在整體上可增加社會的平衡和穩定因素，因為協調與組織能力，正是他們的所長。(作者　楊中旭)　　

北大教育背景的正部級官員

姓名　　出生年份　現職　　　　　　　　　　　　　教育背景

王夢奎　1938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北大經濟係

廖錫龍　1940　中央軍委委員，總後勤部長　　　　　1999－2001北大研究生班

陳福今　1941　國家行政學院常務副院長、黨委書記　北大哲學系

胡德平　1942　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全國工商聯第一副主席　北大歷史系

張維慶　1944　國家計生委主任　　　　　　　　　　北大哲學系

鄧楠　　1945　中國科技協會副主席、黨組書記　　　北大物理系

蔡武　　1949　國務院新聞辦主任　　　　　　　　　北大國政係

薄熙來　1949　商務部部長、重庆市委书记　　　    北大歷史系

李源潮　1950　江蘇省委書記　　　　　　　　　　　1986年獲北京大學經濟管理碩士學位

冷溶　　1952　中國社科院常務副院長　　　　　　　北大哲學系　

袁純清　1952　陜西省省長　　　　　　　　　　　　北大法律系

白春禮　1953　中國科學院常務副院長　　　　　　　北大化學系

李克強　1955　国务院总理　　　　　　　　　　　  北大法律系

趙樂際　1957　陜西省委書記　　　　　　　　　　　北大哲學系

胡春華　1963　共青團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　　　　　北大中文系

郭庚茂　1950　河北省省長　　　　　　　　　　　　北大國政係政治學專業幹部專修科

(特約撰稿王騫據公開資料整理)

中國校友網2007中國高校傑出政治家校友排行榜名次學校名稱所在地區人數

1　清華大學　　　　北京　　　41

2　北京大學　　　　北京　　　34

3　中國人民大學　　北京　　　25

4　吉林大學　　　　吉林　　　18

5　哈爾濱工業大學　黑龍江　　17

6　復旦大學　　　　上海　　　14

7　山東大學　　　　山東　　　9

8　上海交通大學　　上海　　　9

9　中國石油大學　　北京　　　8

10　南京大學　　　　江蘇　　　7

　中國科技大學　　安徽　　　7

　北京師範大學　　北京　　　7

（《南方週末》□本報特約撰稿　王騫　發自北京 2007年6月14日）

典型代表：

胡春华父亲是一个农民。胡春华1963年4月生于湖北省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一个偏远的山村，读中学时每天要走10多公里山路往返学校，艰苦的生活并没有影响胡春华的学习成绩。1979年，胡春华以全县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成为五峰县历史上第一个考入北京大学的学生。为了上大学的路费和学费，16岁的胡春华到一个水电站工地背河沙，卖了一个暑假的苦力挣了100多块钱，加上父亲东挪西借，胡春华终于凑齐了到北京的费用。胡春华妻子还没有相关资料。

胡春华同学们的骄傲(北大77级法律专业)

前排從左至右：姜明安、龔祥瑞、陳興良、王建平後排從左至右：陶景洲、劉鳳鳴、李啟家、王紹光、李克強(照片由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姜明安提供)

李克強，曾任團中央第一書記，現任国务院总理、曾任河南和遼寧省委書記；郭明瑞,煙臺大學校長；武樹臣，北京市奧組委法律部部長；姜明安,北大法律系教授……

1982年，全班82人，他們四人選擇留校。李克強分在經濟法教研室，武樹臣去了法制史教研室，姜明安留在行政法教研室，郭明瑞選擇研究民法。

同年，李克強任北大團委書記，漸離教研一線，之後升任團中央第一書記，現任国务院总理。

1985年，郭明瑞也離開北大。因為放心不下山東鄉下的妻兒，衝著兩個農轉非的名額，他回到煙臺。現在是煙臺大學校長。

1992年北京市政法系統從學者中挑選幹部，武樹臣被選到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當副院長，暫別教壇。如今他是北京市奧組委法律部部長。

30年過去了，現為北大行政法教授的姜明安笑稱，同學們遍佈各地、各有所為，惟有自己一直堅守北大法律系。

我要上大學！

拿到北大法律系通知書時，郭明瑞憂甚于喜：兒子剛滿一週歲，妻子為補貼家用，還在生産隊裏幹活。自己這麼一走，在中學教書的收入沒了不説，誰來照顧妻兒？

躊躇再三，郭明瑞還是坐上了煙臺開往北京的火車。那年，他所在的縣就他一人考上北大，縣裏資助了幾十塊錢路費。儘管如此，從得知恢復高考的消息，到踏進北大校門，郭明瑞沒有“大喜”過。

武樹臣接到通知書那天是他大喜的日子，20天后，他和相戀一年多的女友舉行了簡單的婚禮。武樹臣沒想到，1968年離開北京到山西插隊時，自己還是個20歲出頭的小夥，再回北京已是北大法律系新生，還娶了個四川姑娘。

“大家斷定我一旦考上，肯定要吹。”武樹臣用實際行動給女友吃了顆定心丸。

對於上不了大學堅決不談婚論嫁的姜明安來説，所有的幸福都裝在右下角有“北京大學”四個字的牛皮信封裏。從1967年初中二年級畢業開始，姜明安串聯、當兵、在鄉下搞工作隊，從來沒有中斷過自學。

1977年，鄧小平復出後力抓教育。“上半年就有消息傳出要恢復高考，當時傳的是應屆生可以考。”此時，姜明安正在湖南省汨羅縣天井鎮中學教高中畢業班的語文、政治。他把考大學的希望都寄託兩個班百來人身上了，白天教學生語文、政治，晚上和他們一起學數學、物理。幾個月後，當他從報紙上得知老三屆可以參加高考時，“都快高興死了！”

1978年初的一天，何勤華(現任華東政法大學校長、教授)還在工地上挖河泥，聽到廣播裏自己被北大錄取的消息時，他立馬放下了手中的鐵鏟。這時他已經是鄉團委書記。

年齡結構奇特的班級

開學第一週，剛過完17歲生日的宋健(現為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法官)就知道她是這個班裏最小的。這個應屆考上北大的南京小姑娘留給多數同學的印像是，她太小了，比較天真。王紹光記得，當時一些年齡大的同學開玩笑讓她叫叔叔。

何勤華還記得，班上有人向他提過意見，説他説話官氣太重，一副拍板命令的口氣，完全不像同學間的商量。入學後第一次集體活動，何勤華翻新生通訊錄，發現有位同學和他有幾分相近，都是1955年出生，都當過幹部：李克強，安徽某村的黨支部書記，安徽省學習毛澤東思想先進個人。何勤華吃了一驚：“省級的學習毛澤東思想先進個人，不得了！”他問坐在旁邊的同學：“誰是李克強？”“我就是李克強，你是何勤華吧！”對方説。

分高學優、根正苗紅是當時法科學生的選拔標準。儘管政治氣候回暖，開始解凍的法科仍是絕密專業，頗有“陣地”意味，所有的法律教材封皮上都有“絕密”字樣。軍人、農村支部書記、中小學教員、地方黨政機關工作人員——法律專業聚集了又紅又專的各路英雄。

在北大法律系77級這個大家庭裏，高考前相當一批人已經像高爾基那樣讀完了“我的大學”。

正是在這種特別的環境中，相互之間的思想碰撞和知識交流，使北大法律系77級形成了獨特的精神氣質。

李克強在外語上的勤學苦讀讓何勤華至今難忘：“小本的正面寫英文，背面寫英文；去食堂的路上背，排隊時也背。”姜明安的刻苦也為大家公認。有一年暑假，宋健的弟弟來北京玩，寄住姜明安宿舍。後來他告訴姐姐，姜明安在宿舍裏看書，經常晚上三四個小時也不抬頭一次。郭明瑞説，論艱苦樸素，他和姜明安有一拼；論刻苦，他遠不如姜明安。

郭明瑞告訴記者，當時法學著作很少，大量都是閱讀文學、歷史、政治著作，“馬恩的著作，大家都讀過，而且不是一遍兩遍。”

當時的北大熱氣騰騰。

沒有土壤我們可以改造啊

姜明安還保存著一張大三時的黑白照。

坐在前排中間的長者一身黑色中山裝，一副黑框眼鏡，目光炯炯，嘴角微泛笑意。他後排和左右的幾位年輕人精神抖敗＿@位長者是已故的憲法、行政法和政治學前輩龔祥瑞先生，其時在北京大學法律系任教。照片上，龔老先生的右手是姜明安，左邊是陳興良。後排從右至左，依次是李克強、王紹光、李啟家(武漢大學環境法研究所副所長)、劉鳳鳴(微軟中國有限公司副總裁)、陶景洲(國際商會仲裁院委員)。

“龔先生講的比較憲法，很多內容都和比較政治相關。”王紹光告訴記者，他對政治學的興趣和龔老先生的啟發直接相關。龔祥瑞早年專治政治學，曾赴英國深造。北大法律系77級82名學生中，多有比較憲法和西方政治的熱衷者。課堂上，龔先生的家裏，都是他們討論、研習的場所。文革十年間，公檢法被砸爛，憲法淪為廢紙，教學中，一些老師對憲法話題噤若寒蟬。“龔先生講授的民主憲政真義，恰似天降甘霖。”

姜明安時常憶起那段時光。在龔祥瑞家的小庭院裏，幾個人一起討論歐美政制，“龔老師自編的教材，往往會指定一個人作報告，其他人聽完後點評。”姜明安説，龔祥瑞主張三權分立、多黨制等，有些主張至今仍是禁忌。陶景洲印象最深的是龔老對“責任”的講解：你必須完成交給你的事，如果無法完成，必須解釋原因。一個對人民負責的政府必須完成人民交給的事，如果無法完成，必須向人民解釋原因，這才是真正負責任的政府。

在龔祥瑞的影響下，姜明安開始“拋棄”了B.M.馬諾辛的《蘇維埃行政法》，轉向詹寧斯的《英國議會》、戴雪的《英憲精義》，並在1981年開始自學英語。李克強、陶景洲也漸漸著重轉向外國憲法和比較政治的學習。他們幾人幫助龔祥瑞翻譯了《比較憲法與行政法》。

姜明安沒想到，臨近畢業時，龔祥瑞給他潑了一瓢冷水，“老師怕我研究行政法將來找不到工作，沒有飯吃。”姜明安如今憶起唏噓不已。龔老雖抱著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普及民主憲政的宏願，慮及學生未來生計時，卻堅定地告訴他中國沒有搞行政法的土壤。

“沒有土壤我們可以改造啊！”姜明安的回答一腔熱血。“也許吧，但那畢竟需要時間，五年十年恐怕不行。”龔先生答。1985年，姜明安受中央組織部之邀，參加了國家工作人員法(後來的公務員法)的研究制定。之後，他參加了幾乎所有的行政立法。其間，他體會了龔祥瑞當年的憂慮，在1989年通過行政訴訟法前後，反對的聲音不絕於耳：“咱們是人民政府，人民怎麼可以告人民政府呢？這不是搞西化嗎？”其時的姜明安更感“民告官”在中國之難。

“黃埔一期”與“未名的77”

教過77級的北大法學院教授楊敦先親切地稱呼他們為“黃埔一期”。

楊敦先向記者回憶，“黃埔一期”思想活躍，“一般學生不能比。”楊敦先印象最深的是李克強，他經常思考立法和國家政制的互動。同學之間的討論也相當積極，陳興良説，他到人民大學讀研究生後，偶爾也回北大和李克強討論相關的理論問題。

1979年，第一部刑法頒布，楊敦先參與了立法全程。他回憶，對於打砸搶罪，當時包括他在內的幾位專家都不主張規定，相關領導同志説暫時還得寫。“反革命罪”也寫進了這部法律。1981年，北大出版社率先出版了楊春洗、甘雨沛、楊敦先、楊殿升主編的綠皮刑法教材，並開始有了教學案例集。

教員和其他教學資源的匱乏，反倒使北大的法學教育顯得格外寬鬆自由，不拘一格。王紹光印象深刻的是，婚姻法期末考試時，他交了自己寫的一篇小説，想以此代替該門課的考試，沒想到任課老師李志敏欣然接受，還給他打了不低的分數。

2002年，北大法律系77級聚會紀念畢業20週年，大部分同學都來了，昔日的師長也被請到現場。李克強作為學生代表發了言。會後，負責組織的幾個同學編了一本紀念冊，裏面有每位同學在校時和現在的照片，紀念冊的名字就叫“未名的77”。

“同學們都有這樣或那樣的變化，但骨子裏的東西沒變，他還是他。”宋健説。(《南方週末》6.7)趙蕾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