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北京大学校友会顾问方勤：考古成果的展示与传播探析
近期，湖北省北京大学校友会顾问、湖北省博物馆馆长、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勤在《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上发表题目为《考古成果的展示与传播探析》的研究文章，回顾了考古成果展示传播的历程，进一步明晰公共考古性质功能，分析考古成果传播的方法、政策及媒体支持、科普读物、跨文化传播、考古遗址公园多元使用等取得的成绩与发展的方向，指出促进考古成果的传播与转换，需要遗址博物馆、考古博物馆等考古文博机构、考古人员、媒体与决策部门要群策群力，并需结合信息化时代特点以及国际化要求。
以下为文章全文：
中国考古事业走过百年历程，取得了丰硕成果，中国考古界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稳步提升。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考古“走出去”进入新阶段，赴外考古成为国家文化交流的新名片，国际合作与交流更为深入，中外合作水平明显提升，学术共识不断凝结。考古成果展示与传播是考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媒介技术的助力下，考古成果以多种渠道走近公众，掀起中国公共考古的热潮。
公共考古（public archeology）是考古学的分支，经过长期发展已在欧美国家形成相关的研究领域与成果。与发掘、整理撰写考古发掘之科研报告不同，公共考古致力于考古成果的转化与传播，以公众为传播对象，通过公共考古活动与成果普及形成社会、公众与考古之间的良性对话关系。近年来，作为弘扬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在媒介的参与下，考古深入社会文化生活。《考古进行时》《探索发现》和《国家宝藏》等节目的推出，让原本“高冷”的考古，逐步走向公众，其神秘的面纱被层层揭示，促进了文化遗产保护与考古成果的传播。持续上涨的关注度背后是公众民族自豪感、文化自信的增强以及公众文物保护意识的提升。
对考古成果的传播需要多视角介入，需要跨学科、融媒体的持续辅助，更需要整个社会的支持和参与。公共考古作为新生事物，正处于蓬勃发展中，其方法、水平与传播效果仍在逐步完善。本文立足于公共考古的意义与目的，针对考古成果的阐释与传播提出若干思考。
1 公共考古的性质与功能
考古工作的对象是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考古成果具有公益性，是蕴含巨大价值的公共资源。苏秉琦先生提倡“考古是人民的事业”，推动“考古学的大众化”，这可作为中国公共考古从实践走到学术层面的标志。因此，考古工作者有责任和义务把考古活动和考古成果向社会公开，回应社会关切，使之成为公众文化活动或文化享受的一部分。考古发掘的文物具有独到的科学、社会、艺术价值和极高的欣赏价值，是博物馆藏品的源泉和博物馆功能发挥的重要基石。
在社会层面，考古工作需要社会整体的认同、支持与配合，特别是对于考古遗迹来说，更是如此。让社会了解和理解其价值所在，从而让社会关心和主动参与，使之成为社会共同文化财富。在个体层面，文化传承的终极对象是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公众是文化传播的载体。公共考古的成果对公众形成吸引力，通过个人感受与共享，培养公众成为积极的文化传承者。
有鉴于此，公共考古之“公共”二字涵盖了公共机构和公众舆论2个层面，围绕阐释、传播与共享3个主题，将考古成果这一公共资源发挥最大价值。
2 阐释方法影响文化传播效果
公共考古赋能文化遗产的前提、公共考古提升文化自信的前提、诸多积极效果产生的前提，是通过合理的解释让信息传播的受众（公众）有效理解传播者的意图。解释（interpretation）又称阐释，是指将信息“从专家的技术语言转化为参观者的日常语言”的一种策略。
阐释是一座桥梁，通过物品、信息和观点吸引观众，避免使用一种语言与所有人交流，解释以激发兴趣、与观众相关、揭示意义为中心。考古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对信息的传播。数字化生存时代，内容为王，考古和文博机构需要对其展示的物品进行符合传播特点的阐释。其中，系统性、权威性、深入浅出、寓教于乐是关键。
数字化时代公众对内容的需求上升。这些内容的出处在哪里？是权威解读还是“插科打诨”？正如考古学家多次公开撰文呼吁“考古不是盗墓笔记”，如果博物馆或考古机构没有担当媒介内容的一手生产者与把关人，那么社交媒体上“ 标题党”与“哗众取宠”的现象将在所难免。
一个值得借鉴的案例来自中国新闻网2021年4月13日题为《“十大考古”评审专家为什么不看重“精美文物”》一文。它解释了“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首先是关注学术性，对于研究文明起源、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等几大问题是否有所助益，发掘出来的文物是否精美并不应是最先考虑的问题。同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表了《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半数和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有关》一文，学者们拍手称赞。2篇文章从专业的角度向公众解释了考古的意义，阐释了为何在考古人眼中，埋藏于地下的陶片、瓦砾、人骨与黄金珠宝并无区别，透物见人、见社会，考古可以真正做到“探人类之过往，溯文明之源流”。
3 考古成果传播的政策与媒体支持
考古成果是阐释中华文明的重要依据，考古成果的有效传播有助于提升文化自信。每年一次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工作将公共考古作为必要汇报内容，意味着国家文物行政部门的重视，也体现了公共考古政府性的一面。十大考古评选的汇报工作会向公众直播，考古发掘者从以前单纯向专家汇报，转向同时向更多的大众汇报，使之成为舆论热点。
考古明星的出现是公共考古的另一个标志事件。如，曾主持河南二里头夏都遗址（图1）考古工作的许宏，微博粉丝量过百万，对考古宣传发挥了不可想象的作用；《国家宝藏》的热播，让各大博物馆馆长和考古学家走进公众视野，改变了考古界此前“润物细无声”的状态。在央视等主流媒体的助力下，考古新闻报道以及《考古进行时》《探索与发现》等专题片成为广受欢迎的品牌。
“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启动了网络直播，央视新闻发起的微博话题阅读量达到1.1亿次，十大考古话题登上百度热搜第四位和微博热搜榜前十位。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1年4月13日14时，十大考古系列直播在央视新闻客户端、微博、头条、抖音、视频号、百家号等平台持续发热，共有74个公众号参与该话题。其中，“中国文物报”知乎号的直播总计600万人次观看。目前，正在进行的三星堆考古直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热度，是考古成果传播的杰出案例（图2）。
在自媒体方面，各类考古公开课接踵而至。微课堂成为没有围墙的大学，考古学家置身其中，讲授考古知识、传播考古成果。
博物馆作为公共考古的核心展示场所，相继推出配合重大考古发现的展览。中国国家博物馆自2018年起，持续推出系列考古成果展：“江口沉银—四川彭山江口古战场遗址考古成果展”“礼出东方—焦家遗址考古发现”“汉世雄风—纪念满城汉墓考古发掘50周年特展”“河东之光—山西酒务头考古成果展”“海宇攸同—广州秦汉考古成果展”；广东省博物馆推出了“大海道—‘南海一号’沉船与南宋海贸”；湖北省博物馆推出了呈现近10年曾国系列考古重大成果的“华章重现—曾世家文物特展”（图3）并获得“2020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近年来，中国考古博物馆和陕西、山西、河南、湖北等省级考古博物馆的建设，以及浙江、广东等省级考古机构标本室的开放，是考古成果展示传播的重要补充，也是今后加强考古传播的发展方向。
4 出版物普及公共考古成果
比之浩如烟海的新媒体信息，转瞬即逝的关注“热度”，图书具有权威、完整、易保存与传播的特点。公共考古图书作为西方文博机构进行文化传播的核心内容之一，以通俗易懂、寓教于乐的方式展示考古成果。如，中国文物报每年推出的“十佳文化遗产图书评选”活动中，将公共考古图书列入其中。相关部门积极组织编写具有权威性的考古中国史读本，系统阐述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1万年的文化史、5 000多年的文明史进程。上海古籍出版社副编审吴长青认为：公共考古的普及形式一般包括论坛、讲座、展览、考古工地向公众开放、媒体宣传、论文、图书等方式。
在借鉴各方成果经验的基础上，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挥自身资源优势，设立专项经费，支持考古学者和博物馆工作人员积极创作，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如《长江中游的史前时代》《探索千年地下乐宫的奥秘》《郧县人》《越王勾践剑》《梁庄王墓发掘记》《云梦秦简》《明代王子的爱情与瑰宝》等。考古一线人员的亲身参与，使这些作品融入丰富的专业知识，为观众展现了多样化的视角，解读了古老的中华文明。
科普读物的创作是一个持续而系统的工程，是综合了艺术史、考古学、人类学、传播学等学科视角下的阐释与解释。这项工作应成为每一位考古工作者的责任，以传播效果的提升带来考古工作意义与价值的扩展。
5 考古成果的跨文化传播
考古成果是全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应致力于考古成果的整理与翻译，通过跨文化传播提升中国考古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促进中外文明对话和交流互鉴，让中华文明远播海外。语言是沟通之桥，应提升考古工作者的外语水平，在外语系选拔考古方向的翻译人员也是不容忽视的一点。
学术交流活动是提升考古国际传播能力的有效方式。打造中国考古对外传播品牌，通过举办国际性考古论坛、专题性学术会议以及学术讲座、公共考古论坛、专题成果展等活动，开展多元交流研讨，使国内外公众深入了解中华文明、世界古代文明和国际考古学研究成果。如，创始于2013年的“世界考古论坛·上海”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学术考古活动，至今已经举办了4届，在国际考古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通过对世界范围内重大考古发现和重要研究成果的评选，以及各地古代文明的深入探讨和比较研究，有力地推动了国际考古学界的交流与合作，促进了全世界考古资源和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向国际社会展示了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营造了良好国际舆论氛围。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王春法认为：中华文化走出去，是一个特别紧迫的问题。目前在文化方面，走出去的相对少一些。中华文化走出去，除了形式走出去，更重要的是让更多人理解其中承载的价值理念、思维模式即文化内涵。2021年9月6日，中国国家博物馆倡议：开展主题为“手拉手：我们与你同在”全球博物馆珍藏展示在线接力活动。共有全球16家顶级博物馆参与，持续9天的活动累计吸引2亿名全球观众在线“追剧”，微博话题阅读量达1.9亿次。这是值得借鉴的新方式。
在实体学术会议之外，应充分利用数字化技术，融合线上线下传播方式，展示中外合作考古进展与成果。实施考古成果国际出版计划，整理出版中外合作考古多语种报告，推介编译国内重要考古成果并组织翻译国外重要考古报告和优秀考古著作。
6 考古遗址的多元使用
考古工作揭示了大量文化遗址，其现场感与真实性在展示中华文明、弘扬中华文化和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中具有独特的优势。做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和展示，在遗址现场举办公共考古活动成为大势所趋。目前良渚遗址、兵马俑遗址等取得十分良好的效果，特别是兵马俑遗址，将发掘直接展示给观众，极大地推动了考古工作的传播。目前，全国共立项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67项，已经建成开放36项，涵盖人类起源、文明进程等各个领域，独特的考古资源、不可比拟的现场感，使之成为考古成果展示传播不可或缺的主阵地。湖北、陕西、浙江等省还公布了省级文化遗址公园或考古遗址公园。
2017年12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全国范围内招募江口沉银遗址水下考古发掘项目的志愿者和实习生，入选者参加了2018年1— 4月间的发掘工作。招募志愿者既是考古工作的新方式，更是公共考古的新尝试。来自不同专业背景的志愿者们经过培训，成为考古工作的参与者、考古成果的普及者，使公共考古从单向传播变成互动体验。
“重视公众参与”成为近年来考古发掘项目的新趋势，通过夏令营、冬令营等方式，帮助中小学生参与、体验考古工作。公众对考古工作有知情权和参与权，邀请公众参与到考古过程中来，有利于推动考古走向大众，增强大众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拓宽公共考古的合作模式和参与方式势在必行，教育部门应支持考古科研机构和高校考古院系利用大遗址或重要考古项目，扩大考古研究的参与度。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省博物馆与中国台湾地区的考古机构共同打造了全国首个“海峡两岸考古教学交流基地”，成为两岸青年考古学者交流的重要平台。社会各界应积极开展中小学生考古夏令营；鼓励大学生、青年考古学者、文化学者联合组织专题“研学游”活动，扩大考古工作的社会影响力。例如，主动在考古发掘项目实施期间开展公共考古活动。
在国家层面，依托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建设“考古中国”网络信息平台，及时向公众发布最新考古成果。依托博物馆，策划“考古中国”和重要考古发现专题展览，推动实施重要考古发现“云展览”计划，提高线上展览比例和展示水平。依托“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拍摄纪录片和短视频，系统展示考古工作与相关成果。
7 结束语
推进考古资源的长效研究利用，促进考古成果的传播与转换是遗址博物馆、考古博物馆、其他类别博物馆、考古机构、考古人员、媒体与决策部门群策群力之结果。人的因素始终是关键。信息化生存时代，信息生产者、媒介和信息接收者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主、客体关系的转换为传播效果提供更大的可能性。如何发挥人的积极性，如何更多地激励考古工作者，如何体现客观、真实、人文关怀、趣味、责任与情感是全体相关人士需要思考的问题，每一个都不可或缺。
